他认为，基本法第7条第1款（所有学校事务都受国家监督）的规定有许多模糊之处，可以有和联邦宪法法院不同的理解。
考虑到小学开学不久，在一个班级中增加一名学生，也不对学校造成过渡负担，也不违反班级最大名额例外的规定，因此准许签发临时处分命令，要求该小学接收申请人的孩子。将父母权利理解为个人权利，同时还会反映到父母承担的侵权责任中，即对未成年子女侵犯他人的行为，父母是承担个人责任还是连带责任的问题。
并且以儿童利益为目的或者以公共的善来论证父母权利，这容易导致国家过渡侵害家庭，以至于侵害到父母权利。[72]种种事实表明，任由家庭教育的这种危机继续发展，而国家仍然袖手旁观，将会固化现有的阶层差距，加大社会的不平等。第73条父母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规定，父母委员会由各个班级的父母代表组成。[36]应该说将未列举权利引入到中国宪法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因为面对各种新兴权利，诸如环境权，健康权，隐私权，数据权，以及父母权利等。在一审中，汉堡行政法院认为该学校的裁量严格依据法律，并没有错误，所以驳回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对于学校而言，践行宗教宽容，也是它们的任务。[66] 梁红梅、李刚：《当前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困境、归因与路径选择》，《当代教育科学》2010第22期，第11-12页。[2]对于经济分权与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的分析，参见王永钦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第5页。
美国所具有的这些条件其他国家大多难以完全具备，其做法也难以为其他国家所照搬。这主要是因为:首先，要继续参与国际经贸交往，我们只能构建国际通行的多维话语体系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否则很有可能被排斥在国际规则体系之外。如果说美国一直在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欧盟则已经将制度建设付诸实施。蒋海、萧松华、齐洁:《金融监管效率的基石: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4期，第15页。
[56]几位权威专家在对信息安全的全面论述中，根本没有提到个人信息或隐私概念。对于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经验研究，参见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 (季刊) 》2008年第1期，第21页。
在信息控制者利用激励与保护激励明显失衡的结构下，如果缺乏外部干预与政府监管，势必产生丛林法则和对个人信息的肆意滥用，[24]这是各国普遍重视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成为全球性立法趋势的根本理由。监管游移不定，忽左忽右，陷入既没有大数据利用也难以保护个人信息的双输格局。美国宪法、联邦法律、州法对于个人信息都有相应的保护规定，只是联邦层面缺乏一部统一的适用于市场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两国隐私官员都将隐私保护当作战略问题，需要考虑的远远超出单纯遵守特定的法律规则。
因此，传统立法规制方式通常是命令控制方式，表现为禁止性规范或者义务性规范，要求被管理对象不得或者必须为某些特定行为。[17]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对于信息控制者而言，就是生产要素和行动指引。(2) 尽管在基本观念、实体法律以及执法机构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与德国的企业基本以相同的方式对待隐私管理。[57]包括《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20272-2006) 、《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20273-2006) 、《信息安全技术?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技术?终端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技术要求》 (GA/T6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 (GB/T20282-200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5058-2010)。
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安全评估。[76] 由于网络安全法制定的时候，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被纳入国家正式立法计划，因此该法自然承担了部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任务，集中反映在第四章的相关规定中。
[22]See David E.Pozen，Privacy-Privacy Tradeoffs，83 U.Chi.L.Rev.246 (2016) . [23]美国Verizon公司的研究报告将数据泄露的情形分为九种，分别是犯罪软件、网络间谍、拒绝服务、内部人以及特权滥用、其他错误、支付卡读卡器、销售点入侵、物理盗窃与损失、网络应用供给。美欧两种模式之间的真正差别，其实在于究竟是在多维还是在单维中考虑个人信息保护。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各州总检察长、民事 (集团) 诉讼、国会监督与媒体监督及社会监督等机制丝毫不亚于欧盟国家个人信息管理局的执法力度。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70]阿里巴巴推出的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DSMM)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已被纳入国家标准研究项目并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See Samuel D.WarrenLouis D.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4Harv.L.Rev.193 (1890) . [85]中国消费者协会:《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告》 (2015年3月13日) ，第21页。其次，确立并贯彻落实透明原则，以公开透明促内部治理结构发挥作用。
[66]结果，近年来的密集立法不但未能解决信息控制者内部信息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脱节问题，还导致外部法律要求与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脱节、刑法制裁与其他法律手段脱节、责任规范与行为规范脱节等现象，呈现典型的命令控制式立法特点。[17][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信息控制者很难有充分的激励与能力保护个人数据，只是被动应付法律要求。[89]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参见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49页。
[78]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7年4月11日发布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2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除此之外，《指令》第26条第2款还设计了变通性质的合适合同条款机制。
[68]2003年，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委托笔者牵头起草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还有学者通过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四个欧盟成员国的隐私保护实证研究，发现四个国家隐私规制的共同趋势是将严格的政府执法、公共压力之下的行业自律和低水平的诉讼机制相结合，称之为合作法治主义模式。美国在国际上能够特立独行，一是因为美国商界对于创新的重视和对政府监管的怀疑。刑事责任规定虽然看似严格，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
2017年9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87%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和企业高管都表示对其公司层面的网络安全缺乏信心。个人数据泄露会造成声誉、法律责任承担与客户流失等影响，而随着竞争加剧，隐私成为品牌，[55]有效保护个人信息会成为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价值会逐步外溢，成为无形资产。
[60]安全管理通常是安全管理部门或者信息中心的职责，个人信息保护通常是法务或者合规部门的职责。参见郭明龙:《个人信息权利的侵权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应着力完善行政执法手段，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主管部门可以约谈信息控制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求就个人信息保护重大事项作出说明，提示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风险，要求及时进行相应整改，加强过程监管和协商治理。不同的信息控制者应该根据本身实际情况，采取最有效的推进融合的组织形式。
齐爱民:《论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与构成要素》，《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0期，第26页。[77]杨合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2]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主要方向，也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用该理论分析一些看似严厉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普遍面临的执行困境，也非常有说服力。
[51]《条例》的这些新措施，明显与美国的很多执法威慑机制类似，既消弭了欧美过去的很多制度设计差异，也有利于通过强有力的外部威慑机制促使信息控制者更好承担数据治理责任。最新国际实证比较研究成果表明，欧美两种模式实际上存在某些共同规律可循，而欧盟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比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
[25]但是，国内过去比较欧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普遍缺乏对两种模式实际运行状况以及共性的研究，存在简单的扬美抑欧现象。[43]对于数据保护官在欧盟各国以及欧盟法律框架内的演变介绍，参见Miguel Recio，Data Protection Officer:The Key Figure to Ensure Data Prot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3 Eur.Data Prot.L.Rev.114 (2017)。
[8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7年1月) ，第86页。[40]国外学者对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权利保护视角的单向度解读，参见Francesca BignamiGiorgio Resta，Transatlantic Privacy Regulation:Conflict and Cooperation，78 LawContemp.Probs.2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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